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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时代背景下的一段短暂情感，就这样在旁人的过多关注、文士的过度抒情中逐渐演变为一个伟大爱情故事。这个故事里，小凤仙没有红拂的好结局，而成了痛失眷侣的小乔。

　　谈论蔡锷和小凤仙的故事之前，不妨先来看看刘半农与赛金花的一桩旧事。

　　1934年，北大教授刘半农六次登门，深度采访名妓赛金花，一时成为人文界一件大事。结果当年刘半农染病去世，《赛金花本事》由他的学生商鸿逵完成。据台湾老报人赵效沂回忆，刘半农与赛金花初会于交际饭局，谈及“床上救国”往事，赛不免满嘴火车，在座的胡适、傅斯年等大佬听得很HIGH，“均有欣然之色”。最终，不知是否大佬们商议的结果，《茶花女》译者刘半农，决定去做中国第一名妓的口述实录。

　　小凤仙故事为什么能流传多年?刘半农采访赛金花，是一个背景和参照。女性解放是五四运动，乃至民国思想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时能走上前台的女性不多，革命家群体本身就殊少女性，新时代的女知识分子还在成长，大家难免去风尘人物身上找传奇。此外，女性地位确实在急剧提升——北大教授访一代名妓，事件本身就具备了相当的传播价值和象征意义。

　　赛金花相当擅长自我包装，与“传播界”又来往密切，除刘半农外，曾繁、齐如山、张恨水都写过她的故事或见闻。在没有电视的时代，这些报纸文霸，影响力远超《非诚勿扰》。而小凤仙，以及她和蔡锷的传奇爱情，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故事——关于她，猜测、旁观的居多，殊少客观记载。

　　蔡锷与小凤仙的精彩故事，更多的应该来自于人们的想象。战乱年代，国家危急，英俊潇洒堪为栋梁的青年将军，沦落风尘出淤泥不染的真情青楼女子;有身份反差，有冲突，有恩怨，这样的故事太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了。人们内心衷心希望乱世不但出豪杰，也出情侣;前者拯救民族，后者感动中国。就像有人会以岳飞之名填一阙《满江红》一样，那词填得太好了，也完全符合我们想象中的岳飞本人——但它确实不是真的，只是一场文人的角色扮演游戏。我们的文化里，好和真这两件事，总是容易被含混等同。

　　中国人心目中的好故事，从少年得志开始。

　　蔡锷17岁后，两度赴日留学，先读商科，次攻军事。22岁回国，督练新军。1911年，蔡锷29岁，在云南响应武昌起义，被公推为领袖，后任云南军政府都督。如日中天的少年将军深得袁世凯赏识，蔡锷也在公开通电中称袁“宏才伟略，群望所归”，欣然赴京任北洋政府高官。袁世凯甚至还让袁克定拜蔡锷为师——“太子首辅”的意义，大家都懂。

　　蜜月期结束于袁世凯决意称帝的1915年。革命出身的蔡锷完全不能容忍洪宪闹剧，他誓言“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奔回云南，通电起义，发动著名的护国战争。以上，均属史实，也是情感传说的基础题材。

　　而小凤仙，就出现在蔡锷和袁世凯决裂的这个时间点上。

　　两人相逢于风尘之中，据当时的一些小报说，最终情感发展到谈婚论嫁的地步。蔡锷身为高官，为什么要流连八大胡同?一是狎妓完全是中国名士的经典作派，并不是反道德之事;二是解放年代，性情开放，刘半农的故事可作参照。在那时，这基本是个正当交际。倒是演绎故事里，有人说蔡锷流连妓馆是为了迷惑袁世凯;在这样的观照和想象中，足见《三国演义》故事深入人心，蔡锷成了种菜的刘备，袁世凯成了青梅煮酒的曹操。

　　无论是为了排遣愁苦，还是暂敛锋芒，蔡锷和小凤仙确实携手于斯时。最优美的故事说，蔡锷在小凤仙的策划和协助下逃出京城。此后，蔡锷忙于国运，未能践行倒袁成功接走小凤仙的诺言，两人再未相见，最终生死相隔。

　　尽管无法证明真伪，但这个故事确实有一定合理性——蔡锷逃出北京是1915年。次年春，他率军在四川击败袁军，袁被迫取消帝制，旋即羞愤而死;秋天，蔡锷患病东渡日本，终于不治。与对手死在了同一年。从时间上来看，蔡锷的人生顶点就在此时，太多大事要做，没时间也没能力去北京接小凤仙——如果他确实想接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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