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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并非任何气候之下的产物,所以也不是任何民族都能达到的.我们越思考孟德斯鸠所确立的这条原则,就越体会其中的真理;人们越是反驳它,就越有机会得到新的例证来肯定它.
    在全世界的任何政府中,公家都是只消费而不生产的.那么,他们所消费的资料从何而来?那就来自其成员的劳动.正是个人的剩余,才提供了公家的需求.为此,只有当人类劳动的收获超出他们自身的需要时,政治状态才能够存在.
    然而,这种过剩在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里并不是都一样的.在有些国家里,它是相当大的,但在另一些国家里却微不足道,另外一些国家里根本就没有,再有些国家则是负数.这一比率要取决于气候的好坏,土地所需要的劳动种类.物产的性质.居民的力量和他们所必需的消费量的多少,以及这一比率所由以构成的许多其他的类似比率.
    另一方面,各种政府的性质也不一样,它们的胃口也不同;并且这些不同还要基于另一条原则,即公共赋税距离它们的来源越远,则负担就越重.衡量这种负担,决不能只根据税收的数量,而是要根据税收转回到原纳税人手里时所必然经历的路程.如果这一流转过程既迅捷而又规定得好,那么无论人民纳税是多少,都无关紧要;人民总会是富足的,财政状况总归是良好的.反之,无论人民所缴纳的是多么地少;但是,如果连这一点也永不再回到人民手里的话,那么由于不断的缴纳,人民不久就会枯竭;这样国家就永远不会富足,人民就永远贫困.
    由此可见,人民与政府的距离越远,则贡赋也就越沉重;因此,在民主制下人民负担最轻,在贵族制下负担较大,在国君制之下负担最大.所以,国君制只适宜于富饶的国家;贵族制只适宜于财富和版图都适中的国家;民主制则合适于小而贫困的国家.
    事实上,我们越加以思考,就越能在这里面发现自由国家与国君制国家之间的区别.在前者中,一切都用于共同的利益;而在后者中,则公共力量同个别力量二者是互为倒数的,一个扩大乃是由于另一个削弱.归根结底,专制制度之统治臣民并非为了要使他们幸福,而是要使他们贫愁困苦,以便统治他们.
    在每种气候之下,都有许多自然因素;我们可以依据这些自然因素指出政府的形式,因为政府的形式是受气候的力量所限制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出它应该具有什么样子的居民.
    凡是贫瘠的地方,产品的价值抵不上劳动的,就应该任其荒废,或者只由牲畜来居住.人们劳动的所得刚刚能维持需要的地方,应当由一些野蛮民族来居住;在那里,一切典章制度都是不可能的.劳动生产剩余不多的地方,适合于自由的民族;土地富饶肥沃,劳动少而出产多的地方,则应该以国君制来统治,以利君主的奢侈能消耗掉臣民过多的剩余;因为这种过剩被政府所吸收要比被个人消费掉好得多.我知道,这里有例外;但是这些例外的本身就证明了这条规律,也即是,它们迟早会产生革命,使事物又回到自然的秩序.
    永远应该把一般规律与特殊原因区别开来,特殊原因仅能影响到一般规律的效果.即使整个南方布满了共和国而整个北方布满了专制国,然而由于气候的作用,专制之宜于炎热的国土.野蛮之宜于寒冷的国土.美好的法典制度之宜于温带地区,仍然并不因此而减少其为真理.我也见到人们虽然同意这个原则,但应用起来还是有争论的:人们会说寒冷的国土也有极其肥沃的,南方的国土也有极其贫瘠的.这个难题,只有对于那些不从全面的比率来考察事物的人,才算是难题.因为,正如我所述,还必须要计算劳动.力量.消费量等等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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