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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找到能适合于各个民族的最好的社会规范,就需要有一种能够洞察人类的全部感情而又不受任何感情所支配的最高的智慧;它与我们人性毫无关系,但又能认识人性的深处;它自身的幸福虽与我们无关,然而它又很乐意关怀我们的幸福;最后,随时世的推移,它照顾到长远的光荣,能在这个世纪里工作,并在下个世纪里享受.要为人类制订法律,简直是需要神明.
    卡里古拉根据事实所做的推论,柏拉图则依据权利而在他的《政治篇》中以同样的推论对他所探求的政治人物或者作人君的人物做出了规定.但是,假使说一个伟大的国君真是一个罕见的人物,那么一个伟大的立法者又该如何呢?前者只不过是遵循着后者所规划的模型而已.一个是发明机器的工程师,另一个则是安装和开动机器的工匠.孟德斯鸠说过:"社会诞生时是共和国的首领在创立制度,此后便是由制度来塑造共和国的首领了."
    敢于为一国人民进行创制的人,......可以说......必须自己觉得有把握能够改变人性,能够把每个自身均是一个完整而孤立的整体的个人转化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个人就以一定的方式从整体里获得自己的生命和存在;能够改变人的素质,使之得以加强;能够以作为全体一部分的有道德的生命来替代我们人人得之于自然界的生理上的独立的生命.总之,必须抽掉人类本身固有的能耐,才能赋予他们以他们本身之外的.而且非靠别人帮助便无法运用的能耐.这些天然的能耐消灭得越多,则所获得的能耐也就越大.越持久,制度也就越巩固.越完美.从而每个公民若不靠他人,就会等于无物,也就一事无成;如果整体所获得的能耐等于或者优于全体个人的天然力量的总和,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立法已经达到了它可能达到的最完美程度了.
    立法者在一切方面都是国家中的一个非凡人物.如果说因为他的天才而应该如此的话,那么由于他的职务他也同样应该这样.这一职务决非行政,也决不是主权.这一职务缔造了共和国,但又决不在共和国的组织之内;它是一种独具的.超然的职能,与人间世界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号令人的人如果不应当号令法律的话,那么号令法律的人也就更不应该号令人;否则,他的法律受到他的感情的支配,就只能经常地贯彻他自己的不公平,而他个人的意见之损害他自己的事业的神圣性,也就只能是永远不可避免.莱格古士为他的国家制订法律时,是先退位然后才着手的.大多数希腊城邦的习惯都是委托异邦人来制订本国的法律.近代意大利的共和国经常仿效这种做法;日内瓦共和国也是这样,而且结果很好.在罗马最辉煌的时期,就可以看到暴政的种种罪恶已经在它的内部复活,也可以看出它即将灭亡,因为立法权威与主权权力已经都结合在同样的人的身上了.
    然而十人会议本身却从没要求过只凭他们自身的权威,便有通过任何法律的权利.他们向人民说:"我们向你们建议的任何事情,不经你们的同意就决不能成为法律.罗马人啊,请你们自己制订将给你们造福的法律吧!"
    因此,编订法律的人便没有.而且也不应有任何的立法权利,而人民本身即便是愿意,也绝不能剥夺自己的这种不可转移的权利;因为按照根本公约,只有公意才能约束个人,而我们又没法确定个别意志是符合公意的,除非是已经举行过人民的自由投票.这一点我已经谈到了,但重复一遍并非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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