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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宗是一个善于听取臣僚意见的开明皇帝。可是到了晚年，他看到天下一派太平景象，渐渐生出骄傲情绪，有点不大爱听反面意见了。身为谏义大夫的魏征很想找个机会对太宗示指出这个问题。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的一天，唐太宗为皇孙诞生宴请群臣。席间，太宗高兴地说道：“贞观之前，随我夺取天下，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以来，帮我纠正各种谬误，是魏征的功劳。”遂叫人取来两把漂亮的佩刀，赐给房玄龄和魏征。房玄龄爽快地接了过来，魏征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说：“臣实受之有愧！”太宗很奇怪，问道：“此话怎讲？”魏征说：“近些年来，政事已大不如贞观之初，说明臣并没有尽到纠正各种谬误之责，所以臣受之有愧！”太宗非常诧异，问道：“难道我的政事不如过去吗？”魏征见皇上这么发问，便说：“陛下权威所到过的地方，比贞观初年是远了好多，但人心悦服则不如过去。”太宗不解地问：“何以见得呢？”魏征答道：“陛下过去总担心国家出问题，所以政绩越来越好；现在则以为治好了，心安理得，不再求上进。所以说不如过去。”太宗说：“我现在所作的，还是过去那一些，你怎么说不同了呢？”魏征回答说：“贞观初年，陛下惟恐群臣不提意见常鼓励大家，并主动地引导人们进谏；过了几年，遇到有人进谏，还能愉快地接受；这一二年来虽然勉勉强强接受一些意见，可是心里总觉得不舒服。”太宗听了有点吃惊，忙问：“你这样讲有什么根据吗？”听到皇上要他摆事实，魏征顺势说：“陛下刚即位的时候，判元律师死罪。大臣孙伏伽进谏，认为按照法律不应该判以死刑，陛下接受了孙伏伽的意见，并把价值百万的兰陵公主的园子赏给他。有人说赏得太厚了，您说，‘即位以来，还没有人向我提过意见，孙伏伽是第一个，所以得厚厚地奖赏他。’这时您主动引导人们进谏。后来司户柳雄隐瞒出身，伪造资历，骗取高官，经主管部门发觉检举，将判死罪，大理寺少卿戴胄说只应该判处流放，他再三申述自己的主张，您终于同意赦免了柳雄的死罪，当时您还说：‘只要都象戴胄那样坚持守法，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这是您能够愉快地接受意见。”讲到这里，魏征见太宗听得非常认真，略微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前不久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宫是劳民伤财，收地租是严重地剥削老百姓，妇女流行高鬈是从宫中传出来的。陛下恨恨地说：‘这人是想要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不收取一文钱，宫女都没有头发，才心满意足呢！’并想治以诽谤罪，惩办皇甫德参，只是因为臣当时苦劝说：‘自古臣子上书，若不激烈直率，就引不起君主的注意，而激烈直率就近于毁谤’，陛下才没有治罪于皇甫德参。这就是勉强接受意见了。”

　　唐太宗因为喜得孙儿，兴致非常好，所以听了魏征的长篇大论之后，不但没有恼怒，反而拍掌大笑，说：“不错，确实有这些事情，那么，还有吗？”魏征见皇上今儿心情这么好，便继续说道：“近几年来，陛下颇随便动用民力，还说：‘老百姓没事干就会骄逸懒惰，难以管教，而经常让他们服劳役就容易管理和使用’。自古以来，还没有因为百姓安逸而败亡、劳役繁重而安定的。这恐怕不是兴邦强国的真理之言。”唐太宗叹息道：“人真是难有自知之明啊！我要把你刚才所说的抄录在屋中的屏障上，早晚阅读，提醒自己，并要史官写入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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