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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明园被说成是中国人民的“耻辱”，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到危机时刻就要往事重提。但我问过许多人，满清为什么要建圆明园?当年英法联军以什么理由或者说是以什么借口烧毁圆明园?却没有多少人答得上来，人们想当然的认为：帝国主义对外扩张血与火的本性决定了他们所到之处的野蛮行径。不过，难以想象的是，如果英国及法国的道德水准只是停留在烧杀抢掠层次之上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去烧紫禁城?因为那里有更多的金银财宝，烧了那里不比烧圆明园更让满清皇帝害怕，更好和他们谈条件吗?事实是他们的道德水准也没有低到只会去野蛮烧杀的层面,否则就不会去和你订什么协定了。再用法律文书形式来确定的地步。 目前广为流传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掩盖罪行说。这种观点认为，1860年英法联军窜入北京西郊圆明园后，进行了大肆抢劫，之后为了掩盖罪行，放火焚烧了圆明园。二是报复说。这种观点认为，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遭到了我国爱国官兵及民众的英勇抵抗，不仅使其侵华目的难以顺利实现，而且还使得两国国内政府陷入危机之中。1860年9月17日，僧格林沁又在通州武力拘禁了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一行39人，更被英法联军认为是对他们的侮辱，于是两国政府蓄意采取报复性行动。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他们认为巴夏礼等人仍被关押在圆明园，而且咸丰帝也仍住在那里，因此将其当作首先攻击的目标。

　　如果从当时的历史情境出发，以上两种观点均不能令人信服。从根本上来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其主要目的既不是为了掩盖抢劫罪行，也不主要是为了报复清政府，而是试图通过焚毁圆明园，彻底击垮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抵抗意志，迫使清政府立即投降，从而尽快实现其侵华战争目的——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在华利益。

　　一

　　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扩大在华权益，在所谓“修约”要求遭到清政府拒绝后，英法悍然发动战争。1858年5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大沽口，并扬言进攻北京。咸丰帝被迫议和，与侵略者签订了《天津条约》。但侵略者认为“条约中的商务条款不能令人满意”，决心借机重新挑起战争，攫取更多特权。1859年6月下旬，英法联军挑起大沽口之战，但遭受重创。

　　1860年初，英法两国重组侵华联军，在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率领下扩大战争。9月，联军逼近北京，咸丰帝仓皇逃亡热河。咸丰帝的出逃与拒降，使得英法两国无法立即实现其战争目的，持久作战的可能使其感到恐慌。早在1860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罗素就致函提醒额尔金说，如果咸丰帝出逃而拒不投降，“会使得盟国陷入窘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256页。后引此书简称《丛刊》)。

　　这就表明，英法联军最担心的是陷入持久作战，因为这样会使得他们面临一系列困难和窘迫：一是侵略军的补给难以为继。二是北京气候条件不容许英法联军持久作战。英法两国政府多次发出指示，要求联军必须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战争并退出北京。三是英国国内反对对华战争的活动持续不断，统治集团内部的反战声音也很强烈，因此，如果不能迅速结束战争而陷入持久的对华作战，必将给巴麦尊内阁造成极大困难。四是联军内部日渐加深的英法矛盾也促使他们希望早日结束战争。

　　考虑到必须尽快结束战争，额尔金决定，“必须仿佛是一声霹雳似地给(清政府)一个迅速而且厉害的打击”，而毁坏圆明园，“似乎在完成所要求的条件看来，算作很好的举动”，因为“此举之足以使中国及皇帝生极大之震动”(《圆明园》第一集，177页)。英国人戈登亲历了焚毁圆明园，在日记中也谈到，为“惩创顽固之清廷”，额尔金“最后乃决定焚毁圆明园”(舒牧《圆明园资料集》，291页)。由此可以看出，英军焚毁圆明园可以达到两个目的：迫使咸丰帝立即投降和长久震慑清政府。

　　需要说明的是，英法联军为什么不选择焚毁紫禁城呢?原因在于如果焚毁紫禁城，则可能导致清政权瓦解，而英法一直反对推翻清政府。英国陆军大臣赫伯特一再强调，“推翻清王朝并非我们的旨趣”(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121页)。法国也多次重申，其“意图也决不在于推翻当今中国之君主”(《丛刊》六，260页)。在侵略者看来，清政府的存在符合他们的利益，即可以“巩固他们既得的权利和掠夺新的特权”(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123页)。

　　二

　　在英法侵略者看来，焚毁圆明园可以给清政府以极大的震动，迫使清政府尽快投降。那么，圆明园为什么会具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明了圆明园特有的政治地位、极高的经济文化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

　　清代圆明园“为皇帝游息之所”，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它相当于清代皇帝的第二个皇宫，是清统治者经常居住和向全国发号施令的政治中枢。从雍正、乾隆、嘉庆到道光、咸丰五代皇帝，全年大部分时间在圆明园生活居住、处理政务、召见群臣，并在园内接待外国使臣和少数民族首领。从某种意义上说，圆明园在清朝皇帝心目中的影响和地位，毫不逊色于紫禁城。这一点英国人非常清楚，巴夏礼比喻说，圆明园“之于中国人，正如白金汉宫之于我们”(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219页);额尔金更清楚地知道“圆明园乃是清帝所最宠爱的行宫”(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338页)。也正因为如此，侵略者深知，焚毁圆明园足以有效打击和震动清政府。

　　圆明园还具有极高的经济、文化和艺术价值。它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壮丽的博物馆和艺术馆，里面收藏着大量的珍宝、图书和艺术品。有人估计，当时中、南、北三海内珍藏之宝物加在一起也无法同圆明园中的藏品相比(《中国近代史简要读本》，33页)。英国外交大臣罗素认为，圆明园“所藏的珍宝，完全可以同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并驾齐驱，远远胜过理姆斯大教堂”(《丛刊》六，391页)。如此巨大的经济、文化价值，对于英法侵略军来说，当然是个无法抗拒的诱惑，他们在圆明园内“予取予携地抢劫，肆意毁坏一切过于笨重、不能移动的物品”。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英法联军已经清晰地认识到：焚毁圆明园不仅可以给清朝统治者以极大的震动和打击，迫使清政府立即投降，而且还可以从中劫取无数奇珍异宝，攫取巨大经济利益。恰如英国侵华军官卧尔斯莱所说，“毁坏宫殿一事，似乎很可使北京当局悚然震恐，……这是毫无疑义的。……我相信焚毁圆明园一事，对于交涉的最后解决，促进了不少，并且也增固了我们使臣的位置。”(《圆明园》第一集，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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