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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尔德特·文绣(1909—1953)又名蕙心,自号爱莲，幼时、与溥仪离婚后自名“傅玉芳”。满族镶黄旗人。祖父锡珍历官至吏部尚书，权倾朝野。至父辈，家道中衰。1909年生于北平方家胡同锡珍府邸。父去世后，母蒋氏携三女析居花市，过平民生活。8岁时，就读于花市私立敦本小学，聪颖好学，颇谙事理。1922年，以照片入选皇妃，早婉容一日迎娶入宫，以便大婚时跪迎皇后。初期，与溥仪感情尚好。1924年被逐出宫之际，袖藏利剪，自尽殉清，未果。反对溥仪投靠日本人、以图复辟大业，加之后、妃争宠，与溥仪感情疏离、龃龉不断。1931年8月，伺机脱出天津，登报公开表示与溥仪离婚，“妃革命”一时间成为天字号新闻;10月，正式宣告与溥仪离婚。1932年，任教于北平私立四存中小学，后因不堪忍受骚扰辞职，过隐居生活。“七七事变”后，坚辞拒绝日伪的威逼利诱，大节不亏。抗战胜利后，生活艰辛，以糊纸盒、上街叫卖为生;后于华北日报社做校对工作。1947年夏，与国民党少校军官刘振东结婚。一年后，因时局动荡，刘退役，靠租平板车生活。解放后，因有立功表现，刘被解除管制，成为一名环卫工人。1953年,因病去世,年仅44岁。

　　人物生平

　　1921年春，居住在北京皇宫、保留清室帝号的大清国末代皇帝溥仪，已是16岁了。宫中的敬懿、荣惠、端康三位太妃与旧有的王公大臣，以及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决议要给逊清小皇帝溥仪选个皇后，举办大婚。傅玉芳的五叔华堪见此良机，竟幻想借机光耀已经很没落的额尔德特家族，便自做主张，将傅玉芳的相片，再袭用额尔德特·文绣的名字，伴同众多待选皇妃的姑娘照片，一起送到清室内务府，等候皇命中选。历经太妃和宗室权贵多次争议之后，方于1922年3月敲定由逊帝溥仪亲自阅看相片“钦定”。不曾想17岁的郭布罗·婉容得选为皇后，14岁的额尔德特·文绣得选为皇妃。

　　文绣被选定为皇妃之后，未曾与文绣见过面的溥仪，当即颁下谕旨，要内务府给文绣母亲蒋氏在北京地安门后海的南沿，买下一处大院落做为新居处，另外赏赐紫檀木家具一套，立刻使蒋氏一家的生活大为改观。只读了5年书的文绣也不再上学了，傅玉芳的学名更不许再用，整天在家里由五叔华堪负责讲授君臣大礼，或繁琐的宫中清规戒律，并要文绣熟读《女儿经》。

　　1922年11月30日，文绣先于正宫皇后婉容一天，被溥仪以隆重的婚礼娶进皇宫，皇宫里称她为淑妃。文绣在皇宫养心殿首次晋见溥仪，恭行三拜九叩之后，溥仪竟冷冷地开口说：“下去歇息吧!”新婚之夜，溥仪也未住进淑妃的新房。次日，溥仪再娶进皇后婉容，也是不与皇后同房，都是单身一个人独寝养心殿。文绣进宫做皇妃，即是她悲哀人生的开始，既不能享皇妃之乐，还要遭受正宫皇后婉容的冷眼、嫉妒和欺侮。

　　皇后婉容自以为容貌比文绣美丽，常以正宫傲气向溥仪张狂、撒娇，争宠夺爱，处处要压过文绣。婉容一向主张一夫一妻制，反对皇上纳妾做妃子，于是时时刻刻藐视淑妃文绣。文绣只能独居长春宫，愁眉伴孤灯，连吃饭都是一个人。

　　后来有幸得溥仪赏脸，特给文绣聘请一位女教师凌若雯，专门教授英语。文绣学习很用心，进步极快，思想也随之开放，进而开始酷爱文学，竟把静心读书当成乐趣，文学书籍成了她身居冷宫的亲密伙伴。

　　然而以读书求上进的日子，也很短暂。1924年11月5日，进宫做妃子还不到两年的文绣，赶上了冯玉祥的“逼宫事件”。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带领警察总监张壁，奉冯将军之命进入皇宫，强令溥仪与后妃及宫内人等立刻全部迁出皇宫外，去到醇王府居住。后来，经过多次交涉，得鹿钟麟的宽容下，在溥仪离宫后特许他从宫中带走大内藏银——历代元宝6333斤，运至盐业银行兑换成袁大头银圆，做为溥仪一家人的生活开销。婉容和文绣及皇太妃们日常用品和平日所穿衣服，也允许全部带出宫外。在运送这些物件时，宫中人特将众多的金银珠宝、乾隆瓷器、名贵书画与手卷以及举世无双的古玩佳品等，乘机夹藏衣柜中带出宫外，暂存于醇王府里。

　　溥仪一家人离开皇宫，即标志着皇帝、皇后、皇妃的尊号，都自然废止了，如平民百姓。溥仪要为今后自身前途多加考虑，文绣也想以“平等”的身份，凭藉自己的学识，为丈夫溥仪出谋献策，改变寄人篱下的窘境。可是20多天之后，溥仪一家又赶上奉系军阀张作霖率兵进京，赶走了冯玉祥，溥仪既解了对冯氏之恨，又得以自由行动了。

　　就在张作霖统治北京之初，前清福建籍的翰林学士，曾官至湖南布政使的政客郑孝胥暗地里向溥仪献策：“欲复辟清帝王业，必定要借助日本为外援。”文绣知之，力劝溥仪说：“日本人残暴无比，日俄战争时，即屠杀中国人无数，绝对不能听信郑氏的鬼话，引狼入室，否则后果将极其悲惨。”可是有着复辟狂的溥仪，根本听不进文绣的诤言劝告，反倒于1924年11月29日，在郑孝胥的一手策划下，偷偷地进入了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馆。溥仪的家人慌张恐惧至极，认为溥仪被坏人劫持“失踪”了。

　　几天之后，溥仪来信要婉容和文绣一起去到日本公使馆，与他团聚。为了知道溥仪是否一切安好，文绣匆忙来到了使馆。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将他所居住的一座二层楼房收拾干净，让溥仪同家人及随行人员居住。文绣和婉容则由公使夫人芳泽幸子亲自殷勤款待。

　　日本政府向溥仪许诺，承担保护溥仪一行的安全责任，于是溥仪便在日本驻华公使馆里组成了以郑孝胥、罗振玉、商衍瀛等亲日分子的工作班子，积极谋划借助日本的外力，实现复辟，重登帝位的梦想。

　　1925年2月24日，是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的吉祥日子。溥仪一家人及亲信们，在罗振玉和芳泽谦吉的合谋下，离开北京的日本公使馆，迁移到天津日租界的宫岛街，在张彪从前的别墅——张园住下，后来又搬迁到日租界协昌里的静园居住。不论怎样更换住所，溥仪总是听从郑孝胥的鬼主意，同日本驻天津的领事，或日本驻华军队的司令官们频繁接触，幻想依仗日本势力，复兴清朝王业。

　　文绣面对溥仪的危险错误行为，屡屡向溥仪建言日本不可信，郑孝胥之流的鬼话不可听，应该悬崖勒马。溥仪非但不听文绣良言相劝，反倒厌恶起文绣了，以冷眼回之。他天天与婉容在一起，上街时也只带着婉容一个人，就连日常进餐，也不同文绣一桌同吃。接待宾客，溥仪只要婉容陪伴，逢年过节所施的赏赐，也没有文绣的份，可见溥仪是铁了心要将文绣晾在一边了。与此同时，文绣还不时因婉容寻机起事，遭受无理的谩骂和羞辱。太监或某些婢女见到文绣在溥仪面前失宠，也时不时给予岐视或施以虐待之行。文绣经常在以泪洗面中过日子，天津的静园皇室家庭已经是容不下文绣了，她开始设法奋起挺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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