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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齐皇帝高延宗，拥有一副出格的怪异体型。

　　《北齐书》称“延宗容貌充壮，坐则仰，偃则伏，人笑之”;《资治通鉴》称“延宗素肥，前如偃，后如伏，人常笑之”。意思是说，高延宗身体肥胖，坐着的时候像是躺着，躺着的时候像是趴着;或者说，从前面看像是仰面朝天，从后面看像是俯伏在地。因为比例失调，肚子太大，高延宗整个人就像是一个超级大肉梨，因此常常人们取笑;估计“腹大垂膝”(《新唐书》)的安禄山和“严寒不栗”(《清史稿》)的皇太极，也只能自叹不如。历代皇帝中，高延宗是最胖的一个。

　　高延宗虽然胖得离谱，但行动起来却不笨拙，不含糊，加上他“气力绝异”，所以关键时候能够“驰骋行阵，劲捷若飞”。平阳一战中，高延宗两入敌营，先是“擒周开府宗挺”，继而“再入周军，莫不披靡”，其他军队均溃败，而“延宗独全军”。

　　晋阳一战中，高延宗“亲当周齐王于城北，奋大槊，往来督战，所向无前”(《北齐书》)。作为一个胖得不能再胖的大胖子，高延宗的灵活指数和敏捷程度，让人瞠目结舌。其实，这只是高延宗生命中的一个片段，他称帝前后超乎寻常的人性反差，更让人刮目相看，拍案喝彩。

　　高延宗(544年─577年)，北齐宗室，北齐文襄帝高澄第五子，北齐文宣帝高洋之侄，兰陵王高长恭异母弟，北齐后主高纬的堂兄。高澄死得早，高延宗从小被叔父文宣帝高洋收养。高洋是一个“纵酒肆欲，事极猖狂，昏邪残暴，近世未有”的兽性皇帝，高延宗跟着他好东西没学到，顽皮倒是见长，十二岁时还往高洋的肚脐眼里撒尿。对此，高洋非但不生气，反而抱着他说，可惜我只长了一个肚脐眼，如果多长几个，随你折腾，可见高洋对高延宗的过度溺爱。

　　高洋想封高延宗为王，便问丞相杨愔，杨愔担心高延宗日后不安分，便说“愿使安于德”(《北齐书》)，提议封高延宗为安德王。

　　当了安德王，高延宗非但不“安于德”，反而越来越卑劣，甚至让人吃屎。担任定州刺史时，高延宗在楼上大便，却让人在楼下张开嘴接着;他用蒸熟的猪食配上人屎给左右侍从吃，谁要是怕脏怕臭，面有难色，便对其施以鞭刑。

　　高延宗的这些劣迹并非笔者杜撰，而是正史中明确记载的，“安德王延宗……为定州刺史，于楼上大便，使人在下张口承之。以蒸猪糁和人粪以饲左右，有难色者鞭之”(《北齐书》)。六叔孝昭帝高演听说有这等事，便派使者专程前去打了高延宗一百杖，高延宗一边挨打，一边抱怨，因此多挨了三十杖。

　　这一百三十杖，并没有起到教育的效果，高延宗我行我素，从搞恶作剧发展到了杀人，“又以囚试刀，验其利钝”，拿狱中的囚犯试刀，以此来检验一下刀的锋利程度。一时间，很多不该杀的囚犯死在了高延宗的刀下。

　　高延宗“骄纵多不法”的行径，影响极坏，就连擅长残害宗室、沉湎美色、宠信小人、不思国事的九叔武成帝高湛都看不下去了，派人“挞之，杀其昵近九人”，从此以后，高延宗“深自改悔”(《北齐书》)，完全变了个人。后主高纬即位后，大肆屠杀宗室，高延宗不得不韬光养晦，慢慢养出了一身肥膘。

　　体型臃肿，招来了人们的讥笑，却也躲过了高纬的猜忌。高纬“美容仪”(《北齐书》)，与高延宗有天壤之别。在高纬看来，高延宗虽有几分蛮力，有几分智谋，但形象太龌龊，不可能成大事，更不可能威胁皇权。胖，是件坏事，不料反倒成了高延宗的护身符。此后，高延宗安享岁月，历任司徒、太尉等职，越发心宽体胖。如果不是国家遭难，高延宗在平淡中养尊处优、寿终正寝，应该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当北周铁骑杀过来的时候，高延宗的人生轨迹也随之在风雨飘摇中跌宕起伏，在平庸中谱写出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北齐武平七年(576)十月，周武帝宇文邕亲率大军进攻北齐，先下晋州(今山西临汾)，兵锋直指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面对强敌，高纬抱头鼠窜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并准备再次北逃。大臣们联名劝高纬留下来，压住阵脚，鼓舞士气，挽回败局。

　　高纬一心逃命，便任命高延宗为相国、并州刺史，总摄山西将士，托付高延宗“并州阿兄自取，儿今去也”，意思是说，我要走了，山西就交给堂兄你了。高延宗力劝高纬“为社稷莫动”(《北齐书》)，以免影响军心，可高纬哪里顾得上这些，连夜逃亡邺城(今河南安阳北)。

　　国家危难时刻，高纬置江山社稷于不顾，丢下了将士和百姓。这种典型的逃跑主义严重背离了人心，将士们纷纷恳求高延宗，“王若不作天子，诸人实不能出死力”，安德王如果不当皇帝，大家实在不能卖命。

　　这些年来，高延宗战战兢兢，没想过也不敢想当皇帝，高纬虽然出逃，但毕竟还是皇帝，高延宗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韪。然而，国难当头，将士们又对他实施软要挟，众望所归的高延宗不得不挺身而出，于戊午(十二月十四日)即皇帝位，改元德昌。这样一来，北齐末年一度高纬、高延宗两位皇帝并存，而高延宗才是人们心目中的皇帝。

　　既然成为皇帝，就应当与将士并肩作战，一致抗敌。为此，高延宗除“倾覆府藏及后宫美女，以赐将士，籍没内参千余家”，犒赏三军;“见士卒，皆亲执手，陈辞自称名，流涕呜咽”(《北齐书》)，感化将士;还“自帅众拒齐王宪于城北”(《资治通鉴》)，身先士卒。这“三把火”烧起来，迅速激活了军民保家卫国的原动力，“众皆争为死，童儿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砖石以御周军”，百姓听说新皇帝务实低调，纷纷前来助战，“不召而至者，前后相属”，就连“肥大多力”的尚书令史沮山，此刻也“捉长刀步从，杀伤甚多”(《北齐书》)。

　　负责守卫晋阳北门的高延宗和史沮山这两个大胖子，一个持“奋大槊”，一个“捉长刀”，二人徒步沙场，密切协作，上演了一场空前绝后的皇帝与大臣“合肥”杀敌场景。此时奋勇杀敌的高延宗，与当年那个让人吃屎、草菅人命的安德王，判若两人。这种巨大的反差，让笔者不禁想到了“刮目相看”这个成语。相比于三国吕蒙在孙权的教诲下，读了几天书，学了几个字，高延宗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不用人劝，不用人教，骨子里的爱国激情和报国热忱得到了一次本能的凝聚和升华，这种变化简直就是脱胎换骨似的。

　　北齐将士一看皇帝亲自迎战，士气高昂，军心大振，在东门一度被攻陷的情况下，竟反败为胜，打出了一个让宇文邕险些丧命的高潮。据《资治通鉴》记载，“庚申(十六日)，……周主攻东门，际昏，遂入之，进焚佛寺。延宗、敬显自门入，夹击之。周师大乱，争门，相填压，塞路不得进。齐人从后斫刺，死者二千余人。周主左右略尽，自拔无路。承御上士张寿牵马首，贺拔伏恩以鞭拂其后，崎岖得出。齐人奋击，几中之”。从高延宗误认为“周主为乱兵所杀”的文字记载，可见当时战斗之激烈。直到四更天，周军才勉强逃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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