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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我从幼稚园回来，看见父亲在劈一块四四方方的木板。木板一面棱糊着一层厚厚的白纸，上面写着父亲的名字，名字被一把血红的大叉沉沉地压着。木板的上端用一根很细的铁丝弯了个套。我知道这是父亲挨斗时挂的牌子。

　　父亲抡着斧头狠劲地劈，斧头重重地钝在地上——木板又干又脆，根本禁不住这么大的力。父亲后颈有一道道血红的印迹，有的已经变紫。父亲发现背后有人，回头见是我，就欢欣地说：“要下放了，去乡下。”

　　我赶紧点点头，其实我不懂，我为父亲的欢欣而欢欣。

　　三天后我们启程了。

　　那年我6岁，6岁那年我随父母从湘西吉首下放到凤凰岭一个叫大马的地方，这是一个位置十分偏远的苗寨。

　　像童话里写的那样“翻了九十九座山，过了九十九道河”后，我们来到一道山梁上。我看见下面的山坳里零乱地散布着些牛屎堆一般的茅草房。是黄昏的时候，屋顶上洇出一层灰黑色的炊烟，有狗吠和牛叫声隐隐传来，还有一股烧黄茅草的辛辣的味儿掺杂在风中。

　　我将茫然的目光转向母亲，母亲微微地舒了口气说：“到了。”声音里竟涌动着一份到家的亲切。

　　走进寨子，我首先惊讶的是他们的装束，尤其是女人的。女人的上衣斜襟、舒袖、圆领、裤子十分宽大，有点像这两年风靡全国的裙裤，袖口、领口、裤脚都沿了花边，这些别致精巧、色彩艳丽的花边很大程度地弥补了衣料本身的粗糙和沉黯。我热切地望着她们的衣着，无端地被一种拙朴的美丽吸引了。直到现在我仍对具有民族风味的服饰十分着迷，并相信自有一份素淡的气质去迎合它。

　　家家户户都倾巢而出站在各自的门前看我们，不时互相议论几句，一个叽哩咕噜，另一个呜哩哇啦，虽听不懂他们的话，但从友善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没有恶意。以后的日子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苗民们对我们很友好，没有丝毫的歧视与排斥。后来我父母回忆那段生活说，那时生活上虽很苦，但精神上完全得到了解脱。

　　拐了个弯就看见了她。记得大家叫她金妹。

　　金妹在不远处的一个晒谷坪上跳舞。我最初和最后一次看见金妹她都在跳舞，长大以后每每想到这就觉得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缘分在里面。

　　我们一家被金妹吸引，不由地停了下来。

　　那舞蹈动作其实是非常简明的，真的，一点也不比在幼稚园时跳《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动作复杂，不过是摆摆手、抬抬腿、扭扭腰，但金妹用她那婀娜的身段，轻声哼着的一支富于节奏、旋律优美的曲子，将这些简单的动作处理得十分流畅和谐。她没有包头帕，一根黑亮的辫子在胸前和背后欢快地扭摆着，跳跃着。看见我们，她且跳且走来到我的跟前，然后围着我母亲跳，脸上的熟捻与真挚好像是在欢迎一位久别的故友。

　　我母亲那时是什么样我已记不得了，只记得她生下小妹刚满月不久，想必是十分丰腴的。而且我母亲的五官长得极周正，有着那种非常端丽的风韵。我母亲生了三个女儿，竟没有一个像她的，真是一桩憾事。那么，当时金妹围着我母亲跳舞一定是被她的丰腴与端丽所吸引。

　　后来别人告诉我们金妹是疯子，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以前我去幼稚园的路上常常看见一个疯子在垃圾箱里翻东西吃，浑身脏兮兮油腻腻的，而金妹却是这般优雅。金妹疯的时候就出来跳舞，不疯的时候就坐在家里绣花，我时常看见她在外面跳舞。金妹几乎不和人说话，她对母亲那么友善也只是围着她跳舞。也没有一个人像我们一样热衷于金妹的舞蹈，不论大人或是孩子从她身边经过时只是淡漠地一瞥，不知是不是熟视无睹的缘故。

　　我当时不懂金妹怎么会疯，现在回忆起来大约是因为爱情，只能是这样，否则她的舞不会有那种令人沉醉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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