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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不仅粮食不够，而且副食品也很匮乏，即或有一点，也相当昂贵，一般人根本买不起。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做“七级工八级工，抵不上农民一担葱”，意思是一个大工匠每月挣的工资，既难买到也买不起一担葱。这决不是夸张，而是实情。许多东西市场上很难见到。平时想吃点肉、蛋、糖，或者喝点酒、抽点烟，那简直是奢望，非得等到过年，才凭证凭票供应一点。记得有年春节前夕，我们机关凭证每人供应2两酒、一小包白糖，东西虽然不多，可引起的激动却不小。人们兴奋地奔走相告，到处找瓶子去打酒。于是，在厂行政科门前排起了长队，一时间热闹非凡。有些会喝酒的，当场就将酒仰脖一饮而尽;不会喝酒的则小心翼翼把酒瓶揣在怀里，准备带回家去给家人享用。

　　到了三年困难的中后期，市场商店出现了一些不收粮票的高价食品，诸如饼子、面包、点心之类，分大中小，粗杂细不等，价格各异。我印象中，最差的混合面小饼子一个也卖二角五分钱，而一般稍大一点的喜饼每个则卖五元钱。也就是说，类似像我这样月薪30元的人，每月只够吃6个喜饼，还有比它贵的就更不敢问津了。

　　高价食品对缓解人们的饥饿带来一线希望，同时也带来一些窘迫和尴尬。当高价食品出现在我们厂前副食店橱柜时，引来不少人的观望、徘徊和跃跃欲试。我也曾因饥饿难忍，悄悄在店里买些低档的饼子吃，很快一个月的工资便花光了。当时我正在谈恋爱，女朋友是同一个机关的打字员。她知道我吃高价食品，担心我入不敷出显得难堪，造成不良影响，便一方面婉言劝说，晓之以理;另一方面动之以情，将她每月仅有的24斤粮票，尽量省吃俭用，拿一些悄悄放到我办公室抽屉内，或送到宿舍去，以弥补我吃粮之不足。这使我非常感动，再也不去买高价食品吃了。

　　我算是幸运的。而有些人却因吃高价食品债台高筑，甚至遭致不幸。与我同在一个机关的蒋志旺，他也谈了一个对象，是位重庆姑娘，两人虽然相隔千里，但感情还不错，正积极筹备结婚。而蒋志旺由于长期吃不饱，身体状况一直不好，面黄肌瘦，腿上按一下便凹下一个洞，显然是浮肿的症状。婚前他很想“补一补”身体，苦于找不到什么吃的东西。正在这当口，高价食品出现了，他自是喜之不禁，没有多犹豫，便成了厂前商店的积极顾客之一。开始是买些较便宜的“小吃”，渐渐吃上了瘾，一天竟要吃3个喜饼，继而发展到“大吃”，时常买些带奶油的面包、蛋糕等高级食品“进补”。他孤身一人，对象又远隔千里，无人管束，吃起来便一发不可收。这样，不到3个月，除了将工资全部搭进外，还把准备结婚的积蓄也花得精光，到后来连新手表也卖了，并且还借了不少债，用来充饥解馋。当蒋志旺的对象匆匆赶来准备结婚时，他已经一贫如洗了，宿舍内无一件新东西。对象知道了事情的原委，非常恼火伤心，哭了一天一夜，任人如何劝说，也不谅解，一气之下，便不辞而别。其结果落得个“人财两空”，真是可悲可叹。然而，在那饥饿的年代，类似蒋志旺这样的遭遇，并非个别观象，有的还被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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