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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离开多年了，我时常忆起她的那句话：“儿啊，人生在世，总要热灶烧一把、冷灶烧一把才好哩。”

　　上世纪初，母亲生在锦衣玉食之家。她的祖父在清廷当大官，攒下了巨额财富。家族内人口众多，个别长辈仗势欺人、胡作非为、刻薄寡恩，在当地留下种种劣迹。早年间，多数亲友都属强者之列。少数沦为弱者的，受到轻蔑而逐渐边缘化。母亲对此极为反感，她是个厚道人，一辈子都善待世间一切，无论有钱有势的强者，还是穷愁潦倒的弱者，甚至被人遗弃的宠物。她经常告诫我们：“儿啊，人生在世，总要热灶(强者)烧一把、冷灶(弱者)烧一把才好哩。”

　　其实，母亲并没有多少文化，那是封建家族坚持“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结果，但这并不妨碍她能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说出看似平常、实则超然脱俗的处世之道。

　　母亲是极有个性的人。凡是她认准了的，总会我行我素、坚持到底，谁也拦不住。这在她自己的终身大事上，表现得极为突出。进入民国，她的家族风光不再，却仍勉力强撑，处处讲究面子。在儿女婚配上，顽固秉承门当户对，不肯退让一步。她的两个姐姐都按父母意愿嫁给了豪门大户，其他叔伯姊妹亦然。只有母亲反抗了，坚持选择了一个平民之子。

　　当然，父亲年轻时，自有其过人之处。他读过私塾，又入画店当学徒，经过多年奋斗，成为镇上才气纵横的画家和字画装裱师，独立门户当上了老板。只是他的店很小，何况出身低微，母亲的家族对他不屑一顾。但他善良、正直、精明，在母亲心中，这比什么都重要。此后，他们相互搀扶，走过漫长艰辛的人生之路，双双活到八十多岁，生养了5个孝顺儿女。

　　新中国建立之后，母亲的多数亲戚都被划为“剥削阶级”。父亲家成分还好，大哥大姐又都参加了革命，我家因此成了政府关照的“光荣之家”。其时，“剥削阶级”成过街老鼠，人们都在划清界限。大哥大姐多次来信：断了那些旧关系吧，躲还来不及哩。

　　母亲回信说：你们都要好好工作，争取立功，为妈争气。但，还是那句老话，只烧热灶不烧冷灶的那种事，妈做不来，也于心不忍。

　　我已经记不清母亲帮助过多少落难的亲友。印象最深的，是我那走投无路的表姐，母亲留她住了很久，直到她找到去处，才依依告别。

　　实际上，无论在旧社会还是新社会，母亲一直都是这样，尽力帮助落难的人。

　　当年红军长征路过我家乡，一个十多岁、名叫吴永生的小红军，掉队后饿倒在我家字画店门口，母亲救活了他，并留他在店里当了学徒。

　　“文革”中，省地质局被造反派通缉的唐姓领导干部(也是我们同乡人的女婿)，惊慌失措逃到我家，母亲急忙叫他躲进屋后的柴房，才躲过一劫。

　　上世纪60年代初，母亲曾在贵州军区我大姐家住过一阵。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一位远房亲戚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便一路打听投奔母亲而来。军区大门进不去，他在翻墙时被警卫战士当作坏人抓获。大姐十多岁参军在外，从未见过此人，对其政治面貌又心存疑虑，便不大想出面。母亲发火了，逼她去保卫部门把人领出来给予接待和资助。

　　自小深受母亲教诲，“十年动乱”中，我当然不会跟那些“极左派”新贵同流合污，于是被打入另册，遣往远地劳动改造。所有人都抛弃了我，只有母亲来看我。史载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有人不信，但我信。那时，我母亲就这样白了头。

　　母亲离去时，天色已晚。她老人家在昏暗中跌跌绊绊，累倒在小路边。一个好心的农民扶她进屋，让她在火塘边坐到天亮。

　　写到这里，我的心在颤抖、在滴血，眼前一片汪洋。这悲惨的一页，终于随着“文革”的结束，永远翻了过去。

　　母亲活到高龄，正赶上这个国家发展最好的时期，儿女都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她是在满堂儿孙的簇拥下，安然离去的。送葬的队伍很长，有的是从远处赶来的，有的我并不认识，他们都跟我们一样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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