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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皇帝曾经六次巡幸江南，乾隆皇帝也效法皇祖，六次南巡。乾隆认为，自己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西师”，率军西征，平定西北;另一件是“南巡”，在前后30多年中，六次巡视江南。可见下江南在乾隆心目中意义非同小可。

　　在当时的条件下，皇帝下江南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从北京到江浙，往返6000华里。那时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全靠车装船载，马拉人扛，来回一趟，至少需要三五个月的时间。每次出巡，皇帝带领的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卫队侍从有两三千人，动用五六千匹马，四五百辆车，上千只船，需要耗费一二百万两白银。乾隆第六次南巡时已是74岁高龄了，如此长途跋涉，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为什么皇帝却不辞辛劳连续南巡呢?

　　按照乾隆皇帝自己的解释，他下江南有四条原因：一是江浙官民诚心恭请;二是朝中百官一再建议;三是江浙人稠物丰，地位重要，应当亲自去考察民情戎政;四是恭奉母后，游览名胜，以尽孝心。这些说法不过是一种官样文章，其实乾隆心中有着更重大更深层的用意。

　　第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浙一带是中国著名的鱼米之乡、丰饶之地、工商中心、财赋重镇，是清政府的主要“粮袋子”和“钱柜子”，维系着朝廷的经济命脉。在当时，江浙交纳的粮赋占全国的38%，税银占全国的29%，关税占全国的50%。当时盐课银是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来源，盐课银的60%以上来自江浙，仅扬州盐商每年上交的盐课银最多时达600万两。京城每年需要的400万石粮食，2/3从江浙漕运进京。如果没有江浙的巨大财力支持，就不可能造就乾隆盛世景象。每次南巡，除了确保这些正常的国库收入以外，皇帝和权臣还通过摊派、赞助、买官卖官、敲诈勒索、行贿受贿等手段，向江浙的官员和富商捞取许多私房银。可以说，牢牢控制江浙，充分调用当地丰厚的财力物力资源来支撑庞大的清朝帝国，是乾隆下江南的首要原因。

　　第二，江南出才俊，自古多风流。江南是一个人杰地灵、英才辈出的地方。在清代产生的114名状元中，江苏人有49位，占到43%。设在南京的江南贡院是全国最大的科举考场，考生达2万多人。清代的状元一半多出自江南贡院。乾隆下江南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安邦治国发现人才、培植士类、笼络人心。在六次南巡中，乾隆确实从江南物色了大批政界能臣、饱学之士、学界泰斗、书文大家。每次南巡，乾隆都要会见文人士子、名流缙绅，并亲自命题考试，对考试优秀者特批扩招“生员”名额，特赐“举人”称号，当场授予官位，以争取名士，宣扬圣恩。

　　在清代，江浙也是明末移民众多的地方，反清思想广有市场。乾隆南巡时，一方面对文人士子采取怀柔笼络手段;另一方面又严加思想控制，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严厉打击，大兴文字狱。清朝是历史上文字狱最盛的时候，而乾隆执政时又是清朝文字狱的最高峰，罪名之荒唐，株连面之广，手段之残酷，远远超过康熙、雍正。乾隆较高的文化修养助长了他的文化神经质和思想多疑症。其中最典型的一件文字狱，就是在乾隆首下江南后，有人冒充大臣奏稿，批评乾隆下江南时奢侈浪费、严重扰民、赏罚不公等问题，乾隆大怒，下令在全国追查这份伪奏稿的炮制者和传播者，被关押、撤职、杀头的人不计其数。

　　第三，江南是重要的水利水患之乡。尤其苏北地区是黄河、淮河、运河交汇之处，像洪泽湖、高邮湖等都是“悬湖”，一旦泛滥，淮安、扬州、泰州、南通、盐城等地则是一片汪洋。乾隆在《南巡记》中称：“六巡江浙，计民生之要，莫如河工堤防，必亲临阅视。”清朝每年固定的河工“岁修银”占到全国财政支出的1/10，是当时最大的基本建设项目。每次下江南，乾隆必到洪泽湖流域巡查河防工程。六次南巡中，乾隆共发出数百条治水命令，实施了多项重大水利工程，动用了几千万两白银，对减少水患、保护田园生命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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