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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康熙帝打开一份奏折，是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718年1月11日)巡抚李发甲所写，奏报湖南秋收丰裕、十二月初四至初八瑞雪盈尺等。对于此类奏折，康熙帝一般都写“知道了”三个字。可不知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竟然写成了“知道子”。他也没有多看一眼，就将朱笔批过的奏折装回了套封。
　　
　　李发甲乃至今天的读者看到“知道子”三个字，第一反应，肯定是——呵，笔误。的确，康熙帝在奏折上所写的“知道了”，至少一千三百次以上，只有这一次写错了。这是笔误无疑。
　　
　　“奏摺(折)”亦是康熙帝朱批的常用字，但有两次写成了“奏习”。这也是笔误吗？
　　
　　晒晒朱批上的“笔误”
　　
　　仔细翻看康熙帝的朱批，会发现有不少错别字。康熙帝是用繁体字书写，以下除个别情况，只用简化字，达意即可：
　　
　　“张云翰有几各(个)儿子？”/“不打(搭)浮桥，从卢沟桥回鸾(銮)”/“不暗(谙)节气”/“总兵关(官)朕即补去”/“浙江米价自溅(渐)平和”/“近京各处察矿沙(砂)原是有的”/“事关钱量(粮)”/“近夹(来)惟恐雨多了”/“若不关蜜(密)事无防(妨)”/“不可速(疏)忽”/“人心不服，让(嚷)到京中”，等等。
　　
　　康熙帝朱批中的这种错别字，主要有两种情况(划分不是绝对的)：
　　
　　一是同声而错。如将节气的“处暑”写作“出暑”；“封疆大吏”写作“风疆大吏”；“满洲”写成“满州”；“以后”写成“已后”；“除根”写成“出根”；“犹恐失调”写成“犹恐矢调”；“皆无凭据”写成“皆无平据”；“难以凭信”写作“难以评信”；“治法甚好”，写成“知法甚好”；“尔灾非浅矣”写成“尔灾非潜矣”；“白莲教”写作“白廉教”；“沙漠”写成“少漠”，等等。
　　
　　二是形近而错。如“口外”写成“四外”；“米价 (价)”写成“米贾”；“部费都免了”写成“部费都兔了”；将“兔脱”写成“儿(儿)脱”；宛大二县 (县)写成“宛大二 悬 (悬)；地名的“漳泉”写成“章泉”；“夏”与“ 忧(忧)”不分；“左手”写成“在手”；“风俗不醇”写成“风俗不惇”，等等。
　　
　　以上种种，似乎难以用“笔误”一概而言。康熙帝在奏折上写错别字，已不是新话题。古往今来，除了不会写字的人之外，人人都会写错字(包括笔误)。那康熙帝的错别字有什么值得深思之处吗？
　　
　　勤奋习字 四处留名
　　
　　北京故宫现在保存有顺治帝习字时的册页，就如同今天儿童的描红一样，时间约是顺治十三年(1656年)秋到顺治十五年夏，也就是顺治十九岁到二十一岁之间，这表明此时顺治帝练习汉字还处于起步阶段。如果康熙帝也是此等水平的话，出现上面的那些错别字，倒真是情有可原。那么康熙帝的实际情况怎样呢？
　　
　　康熙帝自己说：“朕自幼好临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古名人之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积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好。”这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他五十岁时所说的一段话，推算起来，康熙帝十来岁即开始练字了。
　　
　　他还说：“朕自幼嗜书法，凡见古人墨迹，必临一过，所临之条幅手卷将及万余。赏赐人者不下数千。天下有名庙宇禅林，无一处无朕御书匾额，约计其数，亦有千余。”
　　
　　康熙帝赏赐题匾有那么多吗？是自吹自擂吧？——还真不是。据入值南书房的查慎行记述，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1702年12月26日)，康熙帝在干清宫，一次就发御书一千四百二十七幅，以备颁赐。四十四年八月，查慎行在避暑山庄看了记载有颁赐时间的带编号册簿，康熙帝所写“大而匾额、堂幅，小而卷轴、斗方、册页，以及纸扇”，已不下三万号。查慎行感慨：“自古帝王宸翰，未有若是之多者。”
　　
　　康熙帝写字之早，之勤，之多，足堪称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保存的汉文奏折基本上都是康熙四十年以后的，换言之以上列举的那些错别字，大多也是在此之后写的。我们不禁好奇：天天写字的康熙帝，为什么还会写这么多错别字？
　　
　　“不起稿”的背后
　　
　　康熙帝颇为自负的一句话提醒了我们：“凡批答督抚折子及朱笔上谕，皆朕亲书，并不起稿。”朱批不起稿，就是拿起笔即兴在奏折上书写。而康熙帝颁赐的书法是可以起稿的，不满意就不必拿出来。
　　
　　宋荦《迎銮日纪》一书，写的是他在江宁巡抚任上于康熙三十七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接驾的经历。其中有许多康熙帝赐书法的事例，仔细分辨就可以发现，几乎都是拿来就直接赏赐的，也就是说事先已写好。
　　
　　当然也有难得的康熙帝现场书写场景。如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1703年3月25日)在金山，宋荦乞求皇上为自己的一处田园赐写“西陂”二字。康熙帝说：“朕本好书，尔求之甚力，且尔七十岁人，朕不忍却。”然后“走笔”作“西陂”二大字。“走笔”表明宋荦目睹了康熙帝现场写字。有趣的是，康熙帝回到行宫之后，命侍卫从宋荦手中，将所写大字取走，而是将重新写的一幅，赐给宋荦。
　　
　　关于康熙帝写字，下面两个故事很有名：一是康熙帝在泰山，本想题写“而小天下”，一落笔就将“而”上的一横给写低了，这时能文善书的宠臣高士奇在旁救场：“陛下非欲书‘一览皆小’四字耶？”
　　
　　再一次是康熙帝南巡到杭州，欲题写灵隐寺匾额，一上来就将“灵 (灵)”字的“雨”字头写得太大，下面难以写就，又是高士奇书伪装磨墨，写“云 (云)林”于掌心以示，救了驾。虽是野史，但似可以用来说明，康熙帝写字的“现场感”较差。
　　
　　一般说来，起稿与不起稿更多的可能是会影响书法展现水平，与写字的正误没有太大的关系(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康熙帝的屡屡“笔误”，原因仅仅就是如此吗？
　　
　　只有认真翻阅康熙帝的朱批，才能真正领会“不起稿”暗藏的玄机，因为不少朱批中保留有先写错、后来再改正的痕迹，而这在康熙帝的赏赐书法中是绝对见不到的。如：
　　
　　先写“麦秋已热”，后来将“热”字改为“熟”字；“情行着速报来”，“行”改作“形”；“西边用银，部可以发军帑，“军”改为“库”；“直隶山西爻界”，“爻”改为“交”；“总督”的“督”下面先是写成“贝”，而后又予改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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