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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钟书是当时被誉为“民国第一才子”。当1932年春，杨绛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的时，钱钟书就已在三年级本科生中赫赫有名了。名气很大，新生一入校便都会知道他。一般低年级的学生根本不敢冒昧去拜访他，所以许多新生都有觉得他很神秘，更想一睹他的风采。

　　1932年春天，在一个风光旖旎的日子，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织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同乡才子。杨绛初见钱钟书时，他穿着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钱钟书的个头不高，面容清臞，虽然不算风度翩翩，但他的目光却炯炯有神，在目光中闪烁着机智和自负的神气。而站在钱钟书面前的杨绛虽然已是研究生，却显得娇小玲珑，温婉聪慧而又活泼可爱。钱钟书侃侃而谈的口才，旁征博引的记忆力，诙谐幽默的谈吐，给杨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人一见如故，谈起家乡，谈起文学，兴致大增，谈起来才发觉两个人确实是挺有缘份的。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到钱钟书家去过，虽然没有见到钱钟书，但现在却又这么巧合地续上“前缘”，这不能不令人相信缘份!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又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都被前辈大教育家张謇誉为“江南才子”，都是无锡有名的书香世家。真所谓“门当户对，珠联璧合”。当然最大的缘份还在于他们两人文学上的共同爱好和追求，性格上的互相吸引，心灵的默契交融，这一切使他们一见钟情。1933年，钱钟书与杨绛订婚。1935年至1938年两人一同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求学，后转往法国巴黎大学进修。

　　1947年钱钟书先生在写作《围城》期间，由于当时生活拮据，如果钱先生把时间用来写长篇小说，而少上课的话，钱便就挣的少了。这时杨绛便把保姆辞退，一个人担负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只为省点钱，少一份支出，这样钱钟书便可以少教些课，多一些时间写长篇。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是杨绛对自己的牺牲。我们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惜时如命的学者，这意味着什么。

　　1966年 “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钟书、杨绛均被“揪出”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了冲击。有人写大字报诬陷钱钟书轻蔑领袖著作，钱钟书、杨绛用事实澄清了诬陷。

　　1966年，杨绛和钱钟书先后被打成“牛鬼蛇神”，双双接受“改造”。这对于有些人来说，简直是噩梦。但就是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钱钟书也保持着一份少有的幽默。比如被迫剃了“阴阳头”，别人会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而钱钟书却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果不其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还和夫人杨绛一起相互欣赏彼此的阴阳头。

　　1969年11月，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不久，“五七干校”迁至淮河边上的河南息县东岳。1970年7月，杨绛也来干校。干校的生活极其艰苦，两人仍旧相依为命，在特殊的年代依然保持了极其乐观的生活态度，一起等待着黑暗的过去。

　　1981年杨绛出版了散文集《干校六记》。从衣食住行、同志之谊、夫妻之情等琐事中反映知识分子于“文化大革命”中在干校的劳动生活。

　　1998年12月19日晚8时三刻许，钱钟书先生病危，凌晨7时许逝世。杨绛坚持钱钟书的遗愿，要求后事一切从简，遗体由二三亲人护送，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不保留骨灰，并恳辞花篮花圈。之后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钟书的作品整理出来，还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发表，之后又将他们二人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学生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

　　一家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问去作，但在最困难的时候，杨绛全部挑起负累，让丈夫、女儿集中精力做事情。这当中包括钱钟书病重和女儿钱瑗住院期间，她每天要去探望，当时钱钟书已经不能进食，她总要打各种各样的果泥、肉泥来为钱钟书改善营养，就连鱼肉也要用针一根根把刺剔除，而她自己倒可以“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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