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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功臣的制衡

　　光武“以征伐济大业”,故建武元年(25年)六月初即位时,非但不“退功臣”,反而任之以显职。据万斯同《东汉将相大臣年表》,其时除太傅卓茂外,大司马吴汉、大司徒邓禹、大司空王梁、骠骑大将军景丹、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建义大将军朱祜(大将军杜茂与以上四大将军官次相当,亦应入表)、前将军耿纯、右将军万修均为开国功臣。

　　建武二年正月又以“功次轻重”为标准分封,功臣自然是主要的受益者。《光武帝纪》:“封功臣皆为列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博士丁恭引古制以谏,光武竟宣称:“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遂遣谒者而授印绶。相形之下,文吏尚未能获得与功臣同等的优待。《后汉书•侯霸传》:霸以“明习故事”,累迁至大司徒,建武十三年(37年)卒于官,光武下诏吊曰:“惟霸积善清洁,视事九年。汉家旧制,丞相拜曰,封为列侯。朕以军师暴露,功臣未封,缘忠臣之义,不欲相逾,未及爵命,奄然而终。呜呼哀哉!”文吏爵赏不得超越功臣,直到11年后仍为一项通行的原则。功臣在东汉新政权中的地位远远高于文吏,由此略见一斑。

　　建武功臣拥戴光武称帝,同时对皇帝权力又有所干预,他们最初在国家事务中拥有极大的发言权,有时甚至有压倒光武的趋势。《后汉书•王梁传》记载,建武二年,光武遣大司空王梁与大司马吴汉俱击檀乡,军事指挥大权归大司马吴汉,而王梁为了取得战争主动权,既不禀大司马,也不向朝廷请命,多次征发野王境内的军队参战。光武以梁“前后违命”,派尚书持节往军中斩梁,但最终又将其赦免。

　　尽管功臣并非都像王梁那样肆意妄为,然而他们无疑要比文吏难于控制。范晔论光武“退功臣进文吏”事,着眼于他从武功到文治的转变,固然不错,但其中还有另外一层背景:光武为了确立绝对权威,需要对功臣有效地加以制约,以文吏为施政的爪牙。但是,功臣毕竟已在政治上尤其是在军事上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光武开始只能通过南北功臣相互制衡以达到强化皇权的目的。

　　光武转战河北时,手下功臣大致有南北的分野。“南人”即从南阳、颍川追随光武进入河北,充当其大司马、破虏大将军府早期僚佐的人物,见于记载者有邓禹等十余人,除朱浮为沛人,陈副原籍不明外,其余均出自南阳、颍川二郡。袁宏《后汉纪》谓光武刚到河北时,“官属腹心皆南方人”,这些“南人”地域观念十分强烈,身在异乡,总是怀念桑梓。

　　“北人”则泛指光武抵达河北前已活跃于该地,后又相继投入光武幕府的人物。“北人”以河北土著居多,其中王梁等六人在《后汉书》中有传。而耿况、彭宠、景丹、吴汉等人,籍贯虽不在河北,但由于长期滞留此地,大多已供职郡县,乡土意识逐渐淡漠,在政治上与河北人士趋于认同。

　　光武“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奠定其建国的基础,而北人特别是上谷、渔阳诸将,在平定河北的大小战役中尤为光武所倚重,军功也比南人更显著,所以他们在建武元年的权力分配中占有突出优势。三公、诸大将军为当时最高官阶,其中北人5名,南人仅3名;而且,大司马位居三公之首,群臣所推荐的大司马人选又都是北人。值得注意的是,光武特别提及景丹“北州大将”的身份,似乎仅凭这一点,理所当然应该入选。景丹作为上谷长史,在往援光武的同郡僚佐中位次最高,故获“大将”之名。此事又反映了一种舆论,即北州诸将在选官时是普遍要优先的。

　　北人权势凌驾南人,光武的基本对策就是借助南人钳制北人,《后汉书•邓禹传》载,光武遥授邓禹大司徒之策,其中只字未提河北战事,证明邓氏在河北的军功微不足道。事实上邓禹于河北平后始拜前将军,位在北人吴汉、耿诸大将军之下。光武即位5天之后,建武元年六月甲子,邓禹破更始将王匡于安邑;仅过了7天,七月辛未,光武便匆匆以“平定山西”之功,发表邓禹为大司徒。

　　邓禹就任后,其他功臣才陆续得到安置。虽然光武迫于压力,容忍众多北人占据军政要职,但南人中仍有邓禹、朱祜、杜茂等数人跻身最高统治层,光武扶持南人以便尽快驾驭新政权的意图显而易见。

　　南人凭恃皇权与北人抗衡,皇权则利用南人遏止北人权力的膨胀,由此构成建武前期政治的一大特色。

　　光武大力提携南人,在当时人们的议论中也有所体现。如《后汉书•郭伋传》:建武十一年(35年),郭调任并州牧,过京师谢恩,光武引见,“因言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史云光武“纳之”,表明所谓“选补众职”“专用南阳人”,已是人所共见的事实。郭西汉末任渔阳都尉,王莽时又拜上谷大尹,与北州人士有着特殊的渊源。光武在渔阳郡平息彭宠叛乱后,立即将郭转为渔阳太守,大约是想借助郭在当地的声望以安定局面。因此,郭批评光武用人也有可能代表了一些北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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