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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分水岭”，它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拉开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序幕。在《亲历西安事变》中，当年亲身经历过西安事变的原东北军、西北军有关人员吕正操、赵寿山、孙铭九等，以及杨虎城女儿、杨虎城卫士、蒋介石侍从秘书萧赞育等通过回忆和口述，披露了西安事变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揭秘了西安事变的内幕，从不同的侧面真实还原了西安事变的历史真相。

　　赵寿山，十七路军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西安事变中，担任西安战斗的总指挥，事变后兼任西安市公安局长。

　　赵寿山将军亲历西安事变前后

　　赵寿山将军曾是杨虎城领导下的十七路军的一名高级将领，也是西安事变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之一。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所率领的部队，在蒋介石的军事体系中属于所谓的杂牌，历年来受尽了蒋的压迫与歧视;在“剿共”战役中又不断遭到红军的严重打击，实力日益削弱。

　　1936年11月，蒋介石趁解决“两广事变”的余威，把他的嫡系部队约30个师，从两湖调到平汉线汉口—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灵宝段，准备入陕，达到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12月4日，蒋介石携张学良由洛阳到西安，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办法，要他们作最后的抉择：一个是服从命令，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投入陕北前线，在其嫡系部队监视之下积极“进剿”红军;一个是如果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把陕甘让给其嫡系部队。蒋介石所提出的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所不能接受的，他们既不愿再替蒋介石打内战，也不愿让自己的部队离开西北这个根据地，为蒋介石所消灭。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将军为了最后争取蒋介石能同意联共抗日的要求，12月7日还向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哭谏”。不料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骂张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张、杨忍无可忍，才下了“硬干”的决心。

　　当时西安各阶层的广大人民，都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中国共产党通过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在知识青年中进行的抗日爱国教育，有力地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觉悟和革命热情。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学生为纪念“一二·九”一周年，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的特务警察竟开枪打伤了游行的小学生，激起广大群众的义愤。群众当即决定前往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

　　蒋闻讯后令张学良严行镇压，“格杀勿论”。张急忙赶往十里铺劝说学生回去，学生们群情激愤地向张请愿，张深为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更加坚定了逼蒋抗日的决心，他当场对游行的群众说：“我与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再往前走就要被机关枪扫射，我不忍看到你们遭受伤亡。你们现在回去吧，一星期以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言至此，声泪俱下。结果，不到3天，张、杨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西安事变。

　　蒋介石当时藏身的大岩石，当地称为“虎斑石”，此后有人在此刻上了“民族复兴纪念石”字样。

　　我在十七路军的时间比较久，知道杨虎城将军是一个有爱国心的人，他与共产党发生联系是很早的。他和蒋介石之间一向有矛盾，更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936年10月，我外出考察学习一年后回到陕西，先后和杨谈过好几次，我着重向杨陈述了当前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各种事实，同时也谈到我在平、津和济南与宋哲元、韩复矩见过面，以及在南京、上海等地彻底看清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腐败透顶，人们怨声载道的情况。杨注意地听我说，还不时点头。我知道杨与中共早有联系，就直言不讳地谈到我们可否派得力的人员，与红军进一步加强联系，以便将来共同抗日。杨表示同意，但又提出我们要慎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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