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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虽有入仕之心，但他的本质却只是个纯粹的诗人。于是，他在求官路上的坎坷也就不可避免了。

　　“诗仙”李白是继屈原之后，我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杜甫称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晚唐诗人杜荀鹤在《经谢公青山吊李翰林》给予了李白极高的评价，称他为“千古一诗人”。他与杜甫齐名，有千余首作品流传于世，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瑰宝。

　　现实不停地跟这个才子开玩笑，他才高八斗却不受重用，郁郁不得志，于是借酒消愁，用诗歌抨击权贵，发泄胸中之块垒，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对小人当道的讽刺。

　　然而，学界对李白的认识存在诸多误区，认为他“轻王侯、蔑权贵”，因为他的作品中经常体现这一点，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在《饮中八仙歌》如此描写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事实上，这并不能完全概括李白的性格，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一生奔走于权贵之间。他是个一个矛盾体，在蔑视权贵的同时，对权贵的追求一刻也未停歇。

　　李白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为了追求功名，他毅然抛弃殷实的家庭，周游四方。理由很简单，古中国“重农轻商”，商人虽然拥有财富，社会地位却极为低下，《唐六典》明文规定：工商之家不得入仕。这也意味着，李白的科举之路被制度封堵了，要想进入官场，必须通过其他途径。

　　李白看似潇洒，却极为坎坷。早期，他就遍访四川地方要员。为了实现“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的人生理想，他不停地拜访官员，希望得到贵人的引荐，因此大半时间都是在漫游中度过的。事与愿违的是“十谒朱门九不开”，屡遭碰壁。

　　开元十三年(725年)，李白娶宰相许圉师的孙女为妻(实际上是一个上门女婿)。李白以为许家的家世背景，对自己的仕途大有裨益，因此也能委曲求全。但令他大失所望，这桩婚姻并未给他多大帮助，“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他自己这样形容这段失意的生活。

　　天宝元年(742年)，终于迎来了转机，因道士吴筠(另说玉真公主)举荐，李白被召入长安，供奉翰林。李白欣喜若狂，以为从此报国有门，于是挥毫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现实却极为残酷，进入长安后不久，李白发现这份差事与他期望的存在很大差距——虽然唐玄宗李隆基欣赏他的才华，但仅是要他写点歌功颂德的文章，或为乐队填词，而不让他参与国政。这让李白非常苦闷，整日借酒消愁，情绪低落。另外，他特立独行以及清高的性格，使得他受到宦官的排挤和诋毁。

　　李白只是一个文人，他不懂朝廷的游戏规则，这从他的诗句中可见一斑：“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这种对当时社会现状的讽刺和揭露，事实上是给在位的官员下不了台面。而与此同时，他为被贬官员鼓与呼——“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他试图一个人去对抗整个制度，也使得他越发孤立无援。

　　长安不是他的久留之地，天宝三年(744)，李隆基对他失去了兴趣，李白被“赐金还山”，相当于现在的辞退。

　　鲜为人知的是，在京3年期间，李白求见了一些达官贵人，希望对自己有所帮助，其中包括当时宰相张说的儿子张垍等。但张垍对李白表现冷淡。“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那种孤寂，常人难以想象。安旗在《李太白别传》写道：“卿相实无荐贤之心……始终徘徊魏阙之下，不得其门而入。”

　　长安之行，对李白来说是一段极其不快的经历，于是发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怨言。愤慨不平中，李白写下了《蜀道难》《行路难》等千古名篇。他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写道：“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此句被解读为李白消极的人生态度。事实上，此句也是李白对人生的喟叹，空有忠君报国之心，梦想难以实现，从而引发悲愤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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