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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出生那天，正是孙中山于韶关督军北伐的日子，也就是1924年9月13日。爷爷是个穷庄稼汉，大字不识一个，委托一个沾亲带故的秀才给姑姑起名字，秀才翻阅了北伐的报道，随口喊出了苏红姑三个字，意思是红色苏俄的姑娘，但叫了没多久，村里的人觉得这个名字太洋气，又改成了苏秀珍，至于是谁提议改的，已无从考证。在胶东半岛的苏家郜村，爷爷跟奶奶是出了名的穷苦人，从立家以来，就守着一亩半薄地和三间破草房过日子，家里连院落、门楼都修不起，姑姑稍微懂事，就拖着棍子到处讨饭，风霜雨雪，人情冷暖，磨炼了她的性格，也锻炼了她的意志。日本投降那一年，苏家郜村来了八路军，历尽生死煎熬的姑姑鼓动我父亲苏玉田。扛着要饭棍子加入了革命的行列。

　　1946年春天，故乡开展“土改”运动，爷爷分到了五亩水浇田，阴暗的苦日子总算渐露了曙光。可是好景不长，1947年3月，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地主“还乡团”乘机杀了回来，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因为爷爷家是“匪属”，所以“还乡团”首先扑了过去。“还乡团”成员苏春夏、苏春秋、苏春冬兄弟仨分别扛着长枪和大刀，进门就把爷爷擒了起来，逼迫他交代我父亲的下落。爷爷虽然老实巴交，却也异常刚正倔强，在堂屋里跟三个“还乡团”顶撞了起来。苏氏三兄弟恼羞成怒，押着爷爷来到了村东头的一口水井，再三胁迫爷爷说出我父亲的下落，遭到拒绝后，苏氏三兄弟猛地将爷爷推到了深水井里，然后又残忍地扔下了几块大石板，砸得井里一片血水……就这样，无辜的爷爷被残害死了。

　　爷爷被害的当天晚上，已经嫁到外村的姑姑就冲出了家门，风风火火地到处寻找我的父亲。当时，我父亲所在的昌邑县独立营跟随主力转移到了龙口一带，远离家乡二百余里。在一个深夜，已经成为独立营文书的我父亲正在酣睡，突然被哨兵喊醒，我父亲问怎么回事，哨兵说：“你姐姐来了。”起初我父亲不相信，因为相隔那么远，部队宿营又是秘密的，家里的人不可能找到啊!但正当我父亲迷惑时，姑姑真的出现了……

　　姑姑的行为，感动了部队首长，就这样，一支三十余人的解放军小分队从龙口悄悄出发了。在我父亲的指引下，小分队乘夜晚包围了仍然住在爷爷村里的“还乡团”，一阵交火，就把不可一世的“还乡团”给打垮了。苏氏三兄弟老大苏春夏被抓，余者落荒而逃。

　　翌日，村里召开公审大会，当众判处苏春夏死刑……

　　处决了苏老大，姑姑心里还是觉得恶气没出，她撇家舍业，跑进了尚未解放的昌邑县城，一边靠做针线活为生，一边打探漏网的苏氏兄弟。

　　转眼全国解放了，有人告诉姑姑，苏春冬已经从青岛跑到了台湾，但苏春秋依然窝藏在青岛市。于是，姑姑找到已经随部队到了安丘县的我父亲，商议怎么办。我父亲对我姑姑说：“家仇、阶级仇都应当报，可是我在部队上，行动不自由啊。”姑姑觉得我父亲说的在理，独自挎着一个包袱去了青岛。

　　或许是苏春秋已经闻到了姑姑的味道，就在姑姑抵达青岛不久，一个热情负责的民警告诉我姑姑，苏春秋溜了，很有可能去了沈阳。

　　就在姑姑打算去沈阳时，却被一伙人堵在了青岛的租赁房里。原来，姑姑自从出嫁后，一门心思替父报仇，很少过问婆家的事情，也很少跟自己的丈夫来往，婆家便招来一帮亲友，逼迫她返回婆家，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姑姑是个机灵的人，她满口答应了婆家人的要求，然后热情地给远道而来的婆家人擀面条、做卤子。婆家人被麻痹了，认为姑姑已经回心转意。也就放松了对她的监控，就在婆家人乐呵呵地吃面时，姑姑趁着没人注意，爬上墙头，从一条小巷溜走了。

　　烈女报仇，五十年不晚(2)

　　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沈阳，姑姑在一家裁缝铺找了一份差事，除了上班，剩余的时间就是四处游荡，她在寻找那个细高个、尖脑袋的苏春秋。1953年7月26日，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东北的城市管理逐步趋向正规，姑姑作为流动的闲散人员，经常受到派出所、居委会的查询，倔强的姑姑不愿做“另类市民”，就跟一个年龄相适的工人师傅结了婚，总算在偌大的沈阳有了自己的家。新的婚姻，给姑姑带来了温暖，也带来了稳定，但温馨的生活并没有消磨姑姑查找杀父仇人的决心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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