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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在朝代更替之际，历史上总留下许多故事，给后人许多谈资：武将金戈铁马于沙场，良臣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忠贞之士壮烈殉国，懦弱小人屈膝投降;攻城拔寨，杀戮屠城;妻离子散，国破家亡;有人孜孜以求入世，有人则遁世消极避乱;于是，旧时代落幕，新的王朝冉冉升起;在巍峨辉煌的金銮宝殿，新朝皇帝满足的看到大臣们匍匐脚下，帝王豪气干云;接下来论功行赏，有功之臣或封侯或拜相。

　　胜利者在沾沾自喜中，往往快意间品评前朝得失，来证明本朝得天下的合符天道、顺乎民意。新朝组织翰林学子编纂前朝历史，这已经成为我国封建时期各朝代的一种传统制度。

　　大清顺治年间开始编纂、康熙年间张廷玉等继续纂修、乾隆年间完成的《明史》，照例对前明王朝的两百多年历史进行记载、评述。当然，《明史》要弘扬明亡清兴的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对前朝政治得失给予了严厉的点评。然而，对于前明最后一个帝王崇祯帝，大清官修的史书却较少批评，较多称赞与惋惜。崇祯皇帝国灭身死的历史悲剧，在位17年之命运多舛，最终结局之悲壮凄烈，仍然震撼着今天许多像我这样的人。

　　各种史书对于崇祯皇帝在位期间的治国得失已作出了评价。清末李鸿章曾自叹大清已如一堵四处漏风的破墙，而他就是大清最后一位裱糊匠。崇祯皇帝即位时的大明，在经历了万历朝以来的帝王疏于政事、内阁频繁党争、阉党作乱、三大疑案内耗之后，已是日薄西山;而崇祯挽大明王朝于将倒而未倒之间，硬是拉着大明这架大破车在历史年轮中又延续了17年。然而终于功亏一篑，虽抑于天时，也与崇祯帝人谋不足有关。崇祯帝虽殚心治理，却相信内臣甚于外臣，对大臣多有猜疑，缺乏耐心;杀戮、罢黜柱国大臣，自毁护国长城;遇事敢于任事，却过于操急。最关键的是，崇祯皇帝虽成功消灭阉党一族，却仍然没有消灭万历以来屡次爆发的朝内党争。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到，明朝以文官制度为支柱，以道德为立国精神。帝国上下各体，各司其职，上下得体，关键在于文官集团的稳定。聪明的皇帝应能利用自身的权威，调和矛盾，奖惩有度，在文官之间不偏不倚，维持整体行政架构平衡，从而保证帝国各项行政事务的有条不紊的运行，不因文官集团内部正常的争执，而发展成为那种非正即邪、非你即我、你死我活的党争运动。崇祯即位之初果断行动消灭了阉党，但随后以复社钱谦益、周钟、陈名夏等为代表的“小东林”，与冯铨、阮大铖等阉党余孽以及温体仁、周延儒等势力之间的新的政治斗争再度重现。崇祯帝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顽疾;在对后金防御和镇压义军的整体战略部署和具体措施上，例如朝议是否对金议和、暂取守势，而以全力对付农民军，朝议难下决议，帝国一再丧失先机，终至局势无法逆转。崇祯帝虽然厌恶党争，却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利用帝王的超脱权威，维持文官集团各种势力的平衡，所以说他是“人谋”不足。相反，温体仁、周延儒之流奸臣，一再利用皇帝励精图治的雄心，谋取首辅大学生的地位，使军国大事和皇帝本人统统成为了朝廷党争的牺牲品。皇帝终于彻底丧失了对外臣的信任，转而信任太监，又走回了前几任皇帝的老路子上去。因此，清朝统治者客观的评价道：故明并非亡于大清，而是亡于党争也。

　　此外，崇祯帝也没用解决晚明以来土地兼并严重的局势，国库空虚，而皇家庄园依然在聚敛财富，福王等大地主占据大量良田，普通百姓无生存之地，又面临天灾饥荒，只能造反。在李自成即将打到北京，国库缺乏用作招揽勤王军队的银两，大臣希望皇帝拿出内库银子以资军费，崇祯帝断然拒绝。也许崇祯帝认为内库的钱是自己的，而国库的钱是公家的;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都是你皇帝一人的，帝王位子已经是岌岌可危了，而公私此时尚然如此分明。如此看来，崇祯帝并不明智，有点小家子气，缺乏君王的度量气概。缺乏度量，也正是他无法宽容朝臣失败、杀袁崇焕的原因。

　　然而，崇祯皇帝又是一位悲剧性人物。大明的天下几经传递，到他手里时已经是腐朽不堪;万历、天启昏庸，而无亡天下之近忧;崇祯虽殚精竭虑、勤勤勉勉，终不能逆转命运。崇祯帝虽身死国灭，但他在位期间勤于政事，励精图治，俭朴到穿的衣服也有补丁，完全不同于其他末代君王的昏庸、堕落;据史学家论证，崇祯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他不近女色，也不像他的祖父有看宦官掷银为戏、他的哥哥天启帝喜欢做木工活等兴趣爱好。他晨起而朝，暮色中仍在批阅奏章，或与重臣商讨镇压义军、防御辽东等军国大事，没有一息闲暇，没有一丝喘息之机，一心只在挽回大明颓势。然而，让他倍感孤独的是，面对日趋恶化的内外局势，满朝文武大臣中却无一人愿为君王分忧。他们在朝则热衷于党争，为一己利益而不顾天下百姓的利益，更不顾大明江山的稳固;归家则歌舞狎妾，聚敛财富于小家，全不思义军已即将打到京城。崇祯越到1644年这个末日之年，越感到深深的孤独与无助;江山将丧于自己之手的羞耻感，促使他决心要以死殉国。

　　1644年初，李自成突破了黄河防线，平阳陷落，崇祯帝召见阁部九卿科道等官说到：“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以决一战,即身死沙场，亦所不顾，但死不瞑目。”4月初，李自成大军相继攻占大同、宣府，举朝无措，满朝文武还在为是否南迁一事上争辩不已。崇祯帝感到十分失望，他痛斥大臣道：“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勿复多言。”4月10日，皇帝再次愤怒说到：“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到4月21日，杜勋和唐通让义军通过了居庸关，北京的陷落已在旦夕之间。4月23日，李自成大军前锋策马深入北京西郊，崇祯帝主持了他的最后一次朝会。步入大厅，登上宝座，回头看了每位大臣一遍，无助、寂寞之感顿生，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泣。皇帝绝望的拟定一份诏书，宣布“文臣个个可杀”。4月25日，皇上看到竟无一人上朝，他说道：“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然后走到煤山自缢。临死前，皇帝叹息曰：“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想从?”咬破手指，血书写下遗言：“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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