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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爸爸不是那谁谁，不然，我会大吼一声，报出他的名字，保准把厄运吓得一溜跟头地跑到别人那里去。

　　在铁西区小五路的某间平房里，我爸爸趴在炕头哭，我妈妈趴在炕梢哭，我爬到爸爸那儿，他说，去你妈妈那儿，我爬到妈妈那儿，她说，到你爸爸那儿去。这个场景定格在我人生的开始，大概那天医生确诊我患上了青光眼，有可能导致终生失明。后来，妈妈带我千山万水地治眼睛，爸爸在家里上班加班，维持生计。我们经常会在异乡的医院里，或者某乡村旅馆里，接到来自沈阳的爸爸的汇款，还有搜罗来的宝贵的全国粮票。药没少吃，路没少走，最后回到家，眼睛的视力终于还是彻底消失了。

　　记得，爸爸第一次，跟我郑重地谈话，也仿佛是对着我的未来谈话：儿子，爸爸妈妈尽力了，治病的钱摞起来，比你还高，长大了，别怨父母。我有点手足无措，想客气两句，又有点心酸。

　　我爸爸叫周丛吉，老家在辽宁营口大石桥。上世纪60年代大饥荒时，跑到沈阳，当工人。他是个挺聪明挺有情趣的人。或许晚生几十年，也能搞点艺术什么的。

　　他爱养花，我们家门前，巴掌大的地方，他伺弄了好多花花草草。上世纪70年代末，电视机像个飞碟似的，降临在我们贫瘠的生活中。先是邻居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我们整个向阳大院的孩子们都炸了锅。每天，流着口水，盯着人家的窗户。接着排着队，帮他家劈劈柴，打煤坯，就为了晚上能搬上小板凳，去他家看《大西洋底来的人》或者《加里森敢死队》。这时我爸爸，闪亮登场了。他骑上自行车，到沈阳的大西门电子零件市场，买线路板、图纸，埋头钻研，终于有一天，咣地一声，我家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桌子上，那堆三极管二极管，乱七八糟的线路，亮出了雪花飞舞的画面，穿西装的念新闻的主持人，在雪花里扭来扭去，我们家有电视了，九英寸，是我爸爸装的，太骄傲了。

　　在工厂里，他也是把好手，车钳铣刨各种工种全能拿得起。后来他被评定为八级工，大概相当于高级技术工人的职称了。可是，我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爸爸，以及工厂的噪声和冶炼厂的黑烟。那时，我开始读泰戈尔了，什么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窗前。我们家门口，只有一个下水道，再向前是个臭垃圾箱，紧接着还是个下水道。爸爸每晚都要会见他的同事，讲车床、钢管、抽烟、喝酒，妈妈在外屋地(东北方言，对门厅兼厨房的称呼)炒花生米。我们要等着他们吃完才能上桌。而且，像所有工人阶级的爸爸一样，让全家人害怕他，是他人生价值的体现。比方我们在唱歌，这时他回来了，吆喝一声，全家都灰溜溜的，屁都不敢放一个。

　　所以，每个人的叛逆，都是从反抗爸爸们开始的。

　　我很记恨他还打过我。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一下子把盖帘里刚包好的饺子踢翻了，我爸爸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我很委屈，因为眼睛看不清楚，就为了一点饺子。爸爸也很反对我读书，有一回，妈妈带我去书店，买了将近20元的世界名著，回家后，爸爸很不高兴，说花了这么多钱，这个月你的伙食费可快没了。有时候，我会偷偷设想，如果生活里只有妈妈，没有爸爸，那该多么愉快。

　　不满的情绪，和身板一样在长大。战争终究无可回避地爆发了。

　　在我16岁的时候，我已经可以上桌喝酒了，一次，亲戚来家，带了一瓶西凤酒，我喝得多了，躺在火炕上，内火外火交相辉映，和爸爸一言不合吵了起来，他也有点醉了，拿起拖鞋照我脑门上一顿痛打，用鞋底子打儿子，那是很有仪式感的老理儿呀。

　　我是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加上酒劲儿，冲到外屋地，抄起菜刀，就往回冲。好几个人拦着把我拖出门，据当事人跟我讲，我一路喊着，我要杀了你。嗷嗷的，街坊邻居都听见了,真是大逆不道。后来，我爸爸问我妈，儿子怎么这样恨我，到底为了啥?

　　跟爸爸的战争，让我成熟了。明白人长大了，就应该离开家，到外面去适应生活。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去了天津、长春，一年回家一两次，爸爸劝我当个按摩大夫，很靠谱，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我不以为然，尤其是他设计的，我偏不干这行。这时，爸爸也达到了他一生的顶点，由于技术出众，当了一个小工厂的副厂长，还承包了个项目，不过不久，就下来了，他经常唏嘘，那时有人送红包，不敢要，拿工厂当自己的事情去做，结果也没落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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