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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我响应祖国的号召，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随47军奔赴朝鲜战场，在军司令部担任打字工作。当时我16岁。

　　那时候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我们就在窑洞里工作，没有电灯，只能就着微弱的烛光，用老式的铅盘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费力地找啊，打啊。记得有一次，我正埋头工作，突然闻到一股糊味，右手肘隐隐作痛，这才惊觉自己的棉衣早已被烛火烧了个大洞。

　　谈判代表团中惟一一名女打字员

　　1953年6月，我被志愿军司令部抽调到开城，成为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的一名工作人员。当我得知自己是47军惟一一名被抽调的女打字员时，心中激动不已。

　　到开城的第二天，我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我们的办公室设在一个小山坳里，一共两间房，外间作打字室，里间作油印室。比起原先的窑洞来，这里的环境要好很多，起码有了电灯，不会再因为烛光微弱看不清字而苦恼了。那时，停战谈判还在激烈而曲折地进行中，“联合国军”方面一边与我们在谈判桌前讨价还价，一边又时不时越过“三八线”进行轰炸、骚扰，阻碍了谈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就这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我们的工作节奏也随着谈判进程的变化而变化，如果那段时间我们的任务很多，常常要加夜班，说明谈判进展得很顺利;如果一连几天无事可做，则表明谈判又遇到了麻烦。

　　如此重要的文件，可不能出什么差错啊

　　7月27日，终于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了!代表团决定当晚举办一场庆祝宴会，这让我兴奋不已，我还从没参加过“宴会”呢!

　　那天晚上，我穿上一套最新最干净的军装，兴冲冲地准备去参加晚会，出门前却接到临时通知，要我打印一份重要的文件。我接过通知，原来是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司令员发布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命令》。我一下子觉得重任在肩，心想如此重要的文件，可不能出什么差错啊!我用最快的速度打完了全文，又和另一名男打字员反复校对确定无误后，这才长舒一口气。看一看表，已经9点多了，心想宴会应该还没有结束吧，说实话，我还一直惦记着呢。

　　宴会还在进行。我走进大厅，好奇地四下张望。宴会的气氛很热烈，大家脸上都带着笑意，随着悠扬的音乐翩翩起舞。这时，我们的“指导员”乔冠华走到我面前，彬彬有礼地问我可不可以和他跳一曲。那时，乔冠华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是我们谈判代表团的主要顾问，因为不便以外交部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我们平时都叫他“指导员”。乔指导员非常随和地和我拉着家常，还指着桌子上各式各样的水果、糕点要我去吃。和他跳舞也没有一丝的拘谨，倒是我们身高的悬殊让我有些尴尬。他1米8几的个头，瘦高瘦高，我才1米5几，必须努力抬头才能看清他的脸，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挺滑稽的。

　　“以后你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工作了!”

　　停战协定签字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工作也结束了，还有大量的文件资料需要打印，工作室里依然很忙碌。一天，彭德怀司令员来到我们的办公室，和我们一一握手表示感谢和慰问。他还走到窗前，亲自拉开窗帘，让阳光透进来。“以后你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工作了!”彭司令员亲切的话语让我们感动不已。

　　停战后，双方开始互遣战俘。本来按照停战协定的规定，在签字后的60天内，各方应将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分批直接遣返，但“联合国军”方面总是无故拖延遣返时间，不按协定办事，使得战俘的遣返时断时续，到了年底仍没有结束。其间，一个发生在遣返途中的真实故事深深打动了我。那正是寒冬腊月，呵气成冰的时节，“联合国军”将一批战俘送回我军，途经一座大桥时，饱经折磨和虐待的战士们终于压抑不住胸中的怒火，将“联合国军”发给他们的用来“撑门面”的军衣军裤全部脱掉，扔到了桥底下，所有的人身上只剩一条薄薄的短裤。战士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祖国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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